一个同性恋者出柜的背后故事 (2)
吕途在27岁时结婚，在此之前有过无数次的彷徨，他知道自己喜欢的生活是什么，可是父母期望儿子成家的想法让他无法坦白一切，最终他屈从了世俗的压力，和一个认识两个月的女人结婚，并很快有了自己的儿子。吕途回忆说：“当时是邻居给介绍的，我们没有多考虑就结婚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该怎么办，不像现在，可以通过网络什么的交流。我从吉林老家搬到长春十年了，做建材销售生意，收入不错。当时也想挣钱维系这个家，想过一般人的生活，在外界看来我算是很幸福的，但没有人知道我的痛苦。”
已婚的“同志”所面临的问题就更大，他们承受着家长、妻子、孩子、单位、社会等各方面的压力。但他们为了使自己得到同性的那份爱，在暗地里和“同志”交往，发生性行为。他们感到在道德和心理上，对妻子都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但是原始的欲望又使得他们没有办法。
许多已婚的“同志”在心灵的煎熬下，最终选择自杀。吕途没有自杀，但他那段勉强的婚姻以失败而告终，如今前妻杳无音信，十多岁的儿子在爷爷奶奶身边。
从大连回来后，吕途感慨万千，他觉得建立一个属于“同志”自己的空间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试水
回长春后，结果给吕途迎头浇了一盆凉水，虽说当地有一些专供“同志”消费的酒吧，没有人愿意把资金投入到所谓的“同志”产业上，更多的人宁可隐藏在黑暗中，也不愿意面对现实。
当地心理咨询中心的负责人对记者说：“来倾诉的同性恋者很多，但都是在思想最混乱的时候寻求帮助，一旦情绪平静下来他们又回到原来的社会角色中，没有人愿意支持吕途的设想。”
但吕途还是迈出了第一步，2007年5月7日，吕途创办了吉林省首家“同志之家办公室”———爱心宏联工作组。除了他自己的积蓄，一家国际NGO（非政府组织）组织也愿意提供支持。因为是刚起步，吕途在第一年的工作是定期组织同性恋者进行性安全知识培训。
吕途说：“‘同志’是生活在社会的角落里的，不敢面对社会的，有的人心理压力很大。我们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宣传在预防疾病的同时让同志人群也能很好的面对人生，每个月都要做几次有关艾滋病方面的培训活动。也不只是宣传安全套的使用，还有艾滋病一些相关的知识的培训，这样使一些人了解了艾滋病的知识，让他们向他们周围的人在做宣传，我想把‘爱心宏联’办成具有高素质的NGO组织。”
现在，吕途一个月的可用资金只有1万不到。
尽管杯水车薪，但是吕途的“爱心宏联”还是坚持了一年多，参加培训的“同志”有一千多人。如今，“爱心宏联”登记在册的志愿者有30余人，其中十多人经常参与工作组常规工作，由吕途及五名志愿者组成核心小组，对工作组的一切事务进行讨论并作出决策。吕途在当地的“同志”人群中也颇有声望，成为许多“同志”的倾诉对象。
吕途说，不管是他公布身份还是做“同志”培训，都是计划的一部分。让“同志”人群树立健康的形象，这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
在吕途的感召下，长春又陆续出现了类似的组织，其中一名大学生创办的名为“五朵金花”的大学生“同志”群体也是受到好评。
代价
但吕途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的隐私已经被曝光。4月17日的发布会现场，吕途在种种怪异目光的注视下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但迫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我被迫结婚了，还生下了一个男孩，在别人的眼中我事业有成，家庭幸福。面对人们赞许羡慕的目光，我曾经希望强制自己改变性取向，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就感到发自心底的渴望，一看见相貌清秀的男子，就有想亲近的强烈想法，最终我又和‘同志’伙伴取得了联系……”
在西方，早在1898年到1908年这十年间，关于同性恋这一问题的出版物就达到1000多种以上，从20世纪开始，同性恋逐渐被西方主流社会所认可。根据德国著名性学创始人，“第三性”理论的首创者和同性恋现象最早研究者赫兹菲尔德估计，同性恋及双性恋这两种人要占到全部人口的1%—5%。
“同性恋者都害怕艾滋病，但又不能不发生性行为。”吕途说，“现在社会上许多人一提起同性恋，就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其实同性恋不是艾滋病的代名词，只是高危人群之一，是艾滋病的受害者。”
吕途说：“今天我们4个人来到这里，虽然只有我一个人公开身份，但他们三个人的到来，对我是极大的支持，我们就想通过媒体呼吁社会对我们包容和理解，就想告诉大家，同性恋者除了性取向以外，都和其他人一样，请不要歧视我们。”
